每天一瓣大蒜，身体会发生什么变化？真能杀菌吗？

而此时我国的中产阶级（中国标准）已达23%，这样一折算下来，我国70%左右的广大中下层劳动人民则是更穷、更贫困了，更不和谐了。

随着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城镇建设用地迅速扩张，产生大量的失地农民。二是在农民变市民过程中，不能把农民的土地权益变没了。

当然，当前的重点是从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做起。城乡统筹难点、焦点、分歧点都在土地问题上。这些做法背离了城乡一体发展的宗旨。一些地方以统筹城乡为名，统农村的土地资源多，筹农村的公共服务少;统城市的建设项目多，筹农村的民生工程少。2003年至2008年，中央财政支农资金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分别为：8.7%、9.3%、8.8%、8.4%、8.7%和9.8%，相对于农村人口规模和农民对公共服务的庞大需求而言，财政在农村投的钱不算多，公共财政的阳光还没有真正做到普照农村。

第一个误区是片面强调搞土地的规模经营，片面强调要流转土地。新生代农民工成为主体，他们对土地的情结弱化，思想观念、生活习惯、行为方式已日趋城市化，融入城市的意愿强烈。在你的问题里还有两个词，也需要解释并给予清晰的界定。

任何重大的改变通常都是先以地方性的创见出现，之后会得到较高层领导人的关注和支持，如果觉得它们真的行之有效，才会向全国推广。实际上，有的部分成本低，有的部分成本高。而且回头来看，宪政国家和议会民主制是在一些欧洲国家的早期发展起来的，当时它们的发展水平远不如今天。我想建议中国朋友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仔细地考察这个巨大的实验室内正在发生的一切，从他们的错误中汲取教训，并好好利用他们的成功经验。

虽然现在许多欧美银行处境不易甚至艰难，而中国的银行看上去十分稳健，但这并不意味着一切都井然有序。斯大林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是前苏联经济产量增长最快的时期，但当时却发生了令人震骇的政治压迫。

但是，中国是独一无二的，根本无法模仿。市场不是一部永不出错的神奇机器，但它也不是一个密不可穿的丛林、弱肉强食的杀戮场。他在20世纪80年代初，对社会主义国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提出了重要的改革理论，中国改革也受益其中。中国国内的个人消费与社会消费越是增长，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工资成本差距就会越小。

其后两个月，他以惯有的严谨反复修改问答，尽可能准确地阐述自己的见解。可持续性的意思可以分为狭义和广义。多年来，雅诺什科尔奈(Janos Kornai)办公室的墙上都挂着一幅当年为自己著作《短缺经济学》设计的封面：一个人裸体站在镜子前。但在那些阻碍发展的官僚性障碍被消除之后，在政府允许自由企业家式的资本主义成长之后，印度的发展速度大大加快，取得了令人赞叹的成就。

我们不需要空洞的口号，例如我们需要更强大的政府来遏制市场的种种放纵官僚干预滚到一边去——市场能解决一切问题之类。而且，印度的议会民主政体屹立不倒。

制度改革会不会随经济增长出现？科尔奈：对许多国家的历史进行研究就会发现，经济发展水平与政治体制之间并没有自动的、决定性的联系，经济增长率高低和政治发展水平高低之间，更没有简单的因果关系。结合匈牙利的实践，您有什么建议？科尔奈：你问到了匈牙利的经验教训，但事实上匈牙利人对此并没有共识。

中国已经采取了重大的步骤来促进司法体系的现代化，但我认为要保护私人产权和公共产权、保障各种合同得到遵守，中国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北美和欧洲劳工成本升高的一个原因是，它们向劳工提供广泛的社会福利，这损害了许多与中国产品竞争的产业竞争力。看看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历史吧。第四，中国必须接受出口市场必将缩小这个事实。作为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布达佩斯高级研究所终身研究员、世界经济学会会长，科尔奈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思想界重要的启蒙者之一，他的《短缺经济学》等著作在中国影响深远，在吴敬琏看来是步入改革之门的中国经济学家案头必备的参考书。我们应该针对具体问题进行负责任的、冷静的、不带偏见的分析，并精心地计算在这些领域里，政府影响应该达到的规模与限度。

一些东欧国家在转型过程中这么做过。这不仅对经济是不利的，而且直接违背了民众的公平感，迟早会带来一些严重的社会紧张局面。

印度人口仅次于中国，像中国一样，它在不久前也是一个贫穷的、停滞不前的国家。这种政策只能带来一时的平静，政府迟早还是要为观点争鸣与言论自由创造更大的空间。

通常而言，在一些领域政府必须发挥主要作用，另一些领域则须由市场主导。这个寓意皇帝新装的封面，折射出科尔奈的人生选择：宁愿做说出真相的小男孩。

第四，民族主义的傲慢自大、对成就的自吹自擂是要不得的。这么高的比例在多大程度上是自愿的，在多大程度上是一种强迫储蓄，我们难以判定，甚至可以说无法判定。我列出的这些问题、忧虑与任务远没有涵盖全部。在过去的100年里，这些国家的GDP年平均增速比中国现在的增速低得多。

第三，我看到的数字显示，中国的收入差距在明显扩大。私人所有制、自由企业和市场调节的扩展，为政治改革提供了有利的环境，但这并不能自动保障政治改革的成功。

但中国的产品为何能以低价在富国的市场上销售？这有几方面因素。第二，中国如此快速的发展必然伴随的一个危险是，经济体中可能出现种种失衡和潜在的赤字，并在未来造成大问题。

它们的经济增长从未像今天的中国那么快，但它们都达到了所能达到的顶峰。中国所选择的渐进式改革路径是否可以说是成功的？是否存在一个中国模式？科尔奈：这个问题很复杂，很难回答。

在它们的发展过程中，消费与经济产量是同步增长的。并不只是物质上的福利能这样分配，与个人自由相关的快乐、因自由权利受限而产生的痛苦，都可以进行这样的分配。许成钢、刘波对此文亦有贡献 进入专题： 中国改革 。中国经济以闪电般的速度增长，原因之一却是，在中国GDP的构成中，投资所占比例过高，消费所占比例较低。

中国应该做哪些努力以实现改革目标？科尔奈：从万里之外的布达佩斯向中国提供经济政策建议，我不敢贸然为之。在以法治作为国家的基础方面，在发展不同的方式来让不同的政治势力竞争方面，在拟订《宪法》方面，美国也走在世界的前列。

这个地区由许多中小型国家组成，总人口还不如中国的一个省，但它们的经历却千差万别。以这样的方式来解决不同代际之间的利益分配问题，解决当前与未来之间的资源划分问题是可行的，历史上也有人采用过，但其他路径也是可行的。

不如来分析一下近几十年来中国发展过程的主要特征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然后再尝试着判定一下，这些特征是有利的还是有害的。20多年过去了，中国在市场取向改革的道路上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中国改革的目标还没有实现，市场体系的培育、企业产权的明晰、政企功能的分开、行政性垄断的消除等各个方面，离市场经济的目标仍然有相当大的距离，政府有形之手主导的宏观调控却日益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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